等了五年，这个“好人”又回来了
“张北京这个角色，让葛优演，我觉得顺理成章。因为葛优本身就是挺典型的中国人的代表，他非常乐观，非常善良。可能会有一些虚荣心这种可以接受的小缺点，但底色还是善良和乐观。这种人格魅力让这个角色更成立了，我们挑了一个最北京、最像好人的人，是吧？”
作者 | 尤蕾
编辑 | 钟毅
从张北京到“维权哥”——一个角色，一座城市以及背后的导演宁浩走过了5年。途中，徐磊开始与他同路，两人结伴而行。
《爆款好人》是宁浩与青年导演首次以合作方式共同拍摄影片。宁浩觉得，他们创造出了一种璀璨的火花，“这是一部关于小人物以及老百姓身边的故事，我们一直在捋脉络，不希望有特别夸张的事发生，而是在老百姓真正的喜怒哀乐之间去寻找人物关系，并寻找戏剧性和小趣味”。
电影被命名为《爆款好人》，显然，“爆款”是这个流量时代最受期待的关键词，它往往也是互联网世界经过层层抽丝剥茧后，要经受的考验与起伏。
（图/《爆款好人》）
就像他们要给人们讲述的故事：一切都因要在儿子婚礼上“拔份”，张北京莫名其妙地被卷入了一场接一场的戏剧性“事故”之中，顺水推舟地成为了网红“维权哥”。在流量的助推下，他红了；在流量的反噬中，他黑了……红与黑，反反复复，只是网络带给人们的表象，真相又有谁真正关心呢？身处漩涡中心的张北京能够选择的，就是自己坚持做个好人。也许，最好的结局，便是人们将“维权哥”遗忘，曾经网络世界的诨号只是壳子，而张北京才是灵魂。
“我觉得作品都是以真动人，其中，最关键的是要有一种生活中最真实最有趣最好玩的人存在，就是真实生活中的笑脸吧。”对于网络、流量、网红等等，宁浩表示，他们没有想那么多，作品能做到又贴近生活又可笑，就好。
在《爆款好人》国庆档上映前，我们与导演宁浩、徐磊聊了聊他们心目中的张北京和这部久违的京派喜剧电影。
我们挑了一个最北京最像好人的人
《新周刊》：“张北京”是源自2019年《北京你好》的角色，此后在2020年《北京好人》中再次出现，而今为何还要延续这个老IP？有没有打造“张北京宇宙”的打算呢？
宁浩：之所以继续讲述张北京的故事，主要是因为葛优塑造的这个人物特别自然，特别生活，给我一种久违了的京派喜剧的惊喜，就想尝试把它延续下来，而且这个片子本身也不大，不用那么较劲。当然，是不是做成系列还得看观众，他们喜欢也愿意接受就做。
《新周刊》：您心目中那些“久违了的”京派喜剧有哪些？京派喜剧与过去相比，起码从作品规模上看，似乎有些式微。
宁浩：我喜欢的京派喜剧很多，比如《我爱我家》《海马歌舞厅》，还有冯小刚导演的那几部四个字的系列电影。包括王朔的小说，还有老舍的戏剧，它们都有京味喜剧的成分在里面。其实，京派喜剧挺综合的。从我自己的感觉当中，相声也属于京派文化，虽然它是源于天津。我感觉是京派喜剧是京津这一派的喜剧文化的一个大概念。
（图/《我爱我家》）
不同时代有各种各样的流行，比如，曾经春晚流行过陕西话小品，只能说，哪些作品数量多，哪些作品数量少而已。这是文化圈的一个属性，它在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在变化。
京派喜剧电影还是挺有自己的独特韵味的，本身代表人物就是葛优，所以这个电影就是在以葛优为中心的创作理念下去创造的。
《新周刊》：张北京有原型吗？从短片到长片，对张北京这个人物进行了哪些细化与丰富？
宁浩：首先，我觉得，葛优身上的魅力以及他对人物的理解和创造力是第一位的，这部分肯定最突出。当然，我们也参考了很多生活中的形象。比如，在最初创作的时候，就采访了编剧他三舅，那是一个开了一辈子出租车的北京司机，也参考了一些其他司机和朋友的形象。
（图/《我爱我家》）
徐磊：从短片到长片，温馨幽默的基调一样，但短片中（人物）摊上的事比较小，长片摊上的事比较大，短片不需要触及灵魂。
长片中，这个人物（张北京）面临的困境肯定要更深刻，矛盾也更大。短片中，他碰上的都是别人的事，他去帮别人，这回是主要矛盾落在了他自己身上。他离婚后，儿子一直跟着后爸生活，后爸又挺有钱，张北京就产生了一定的价值焦虑。我们从这个层面来说，对他的个人生活，围绕着他的亲朋好友，都进行了丰富和细化。
《新周刊》：两位导演如何评价张北京？“好人”是张北京的底色，但他也有弱点，这一人物形象在创作中是如何拿捏的？有网友评价道：宁浩镜头下的张北京，经由葛大爷的诠释，充满了时代烙印和人情味儿。两位导演认为，葛优老师的演绎为人物带来了哪些加持？
宁浩：他就是电影里的形象——光头，热心肠，又要点面子。他是个普通的司机，生活并不太成功，但是尽力了，还在寻找自己的生活的滋味，就是这样的一种北京人。
（图/《爆款好人》）
没有葛大爷，就没有张北京这个人，也没这个电影。当然，角色和演员之间肯定是互相成全的。就像张北京这个角色，让葛优演，我觉得顺理成章。因为葛优本身就是挺典型的中国人的代表。他非常乐观，非常善良，可能会有一些虚荣心这种可以接受的小缺点，但底色还是善良和乐观。这种人格魅力让这个角色更成立了，我们挑了一个最北京、最像好人的人，是吧？
在拍摄的过程中，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普通市民经过，看我们拍摄，我就发现，他们见到葛优以后的那种态度就是特别亲切，好像他们之间挺熟似的。葛优本身具有北京的符号性，还有他体现出来的气质和亲切感，这也从侧面说明在大家心里，大家都不拿葛优当外人，大家都喜欢跟好人打交道。
无论怎样的人生，
身边都会有小确幸
《新周刊》：电影中网络社交媒体、网红、流量的呈现，当时是如何选定的这一主线？
宁浩：这是一个老北京遇上新时代的故事。一开始我们选取了很多角度，想过新时代之下的无人驾驶、脱口秀等等。最后，我们觉得网络既代表新时代，同时又满足了刚才说的说离观众并不遥远，而且它里头似乎还有一点点背后的某些东西我们并不是太知道，还有一点点神秘感。比如，流量倒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？怎么突然一下这个事就火了？网络这个事就是又近又远，既新鲜又亲切。
《新周刊》：实际上是用一种看着戏谑的方式去戳破流量时代的一些真相？可以这么理解吗？
宁浩：还能看出这层意思啊？我们就觉得好玩，这个戏走到这的时候这么拍多有意思啊。我们其实没有更多地琢磨这个事，它背后反映了什么，只是考虑创作走到这里应该是什么样，这个人会怎么做，它实际上就是创作上的自然衔接和过渡。
（图/《爆款好人》）
不过，也不是说观众想多了。艺术本来就是这么回事，搞创作的人写一个东西，然后看的人就有自己的想法。哪个正确呢？哪个都正确。因为真正的作品是在观众那里完成的，不是在作者这儿完成。创作者只是去引导、刺激观众，让观众进行了发散式的联想。这就是所有艺术的价值。
《新周刊》：故事的切入点是亲爹与后爹的PK，儿子结婚时究竟谁上台讲话，为什么选取这样一个很小很平常的切入点？
徐磊：长篇电影肯定要回到这个人物自己身上。他面临的困境到底是什么？这个情节是从最开始第一部短片的那个人物设定里来的。张北京是一个离异状态。我们算了一下，那是2008年的故事，到现在他的儿子正好到了要结婚的年龄。我们就在想这个人物的喜怒哀乐，他最在乎的东西是什么。对他来说，儿子很重要。他的儿子这么多年跟着别人生活在一起，管别人叫爸，他的心里是怎么想的？我们采访了一些家庭离异的朋友，他们谈了自己的感受，其实这个问题挺难处理的。这个孩子也非常为难，两个爸爸也经常会做一些令人非常尴尬的事情，从生活里头生发出来，到生活里头去，我们就捕捉到这个困境了。
（图/《爆款好人》）
这个点虽然很小，就是上台讲话这么个事儿，但它背后对人物的含义我觉得还是很重的。就像之前说的价值焦虑一样，人家后爸挺有钱，张北京觉得自己处于弱势，这就是他主要的焦虑吧。
《新周刊》：张北京和小琴不打不相识，因为与“旱天雷”击掌、合影产生了后续一系列连锁反应。为何让张北京与小琴在这样的设定下产生交集？
宁浩：我们给她（小琴）设定了一个身份，一个用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在推销自己香皂的人。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老北京人遇到一个新北京人，但他们都并不是处在社会的风口浪尖上的人，而是最普通的在北京生活的人，在求生存、求生活。
两个人的见面，我们觉得有点意思。小琴出场时，你以为是一个很强悍的像一个入侵者一样的“机器人”，但其实她只不过是一个带着孩子的母亲，是很需要被帮助的这么一个人物，她就是在奋斗着的一个普通女性。
（图/《爆款好人》）
小琴这个角色本身为什么有一个机器人的形象呢？因为我们觉得，她是个挺坚强的女性，自己带着一个孩子，妈妈可以像一个机器人一样去去奋斗。所以我觉得她也挺可爱的。而张北京呢？他一开始就产生了一个误会，他觉得是不是你是个很强悍的机器人就可以欺负我。我觉得这个反差感挺好，旱天雷和单亲妈妈的这个反差感让我觉得挺巧妙，同时张北京的家庭遇到了小琴的家庭，也印证了他自己的困境，他们都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。所以他看到小琴在教儿子弹琴的时候，他自己就想到了，孤儿寡母的日子是怎么过的。这里头有一种唏嘘吧。当然，其中葛优与刘敏涛的对手戏也有温暖。无论是什么样的人生，我们生活中都是有很多幸福的，我们只要留意观察身边，都会发现有很多的小确幸吧。
《新周刊》：电影结尾处，是雷佳音在拍《满江红2》的情节，这部分是出于怎样的考虑？（是向张艺谋导演致敬吗？）
徐磊：这个情节其实最早还是从戏剧任务来的，到这个故事发展到结尾的时候，张北京的处境还是比较惨的，我们希望能给他一个更温暖更正向的结局。事实也确实如此，火了之后又黑了，然后过一段时间，一会儿火了一会儿黑了，然后又被人忘了，这也是一个常态嘛。我们这场戏的目的就是想说明互联网不长记性。
（图/《爆款好人》）
当时就想怎么能说明这个问题呢？那肯定是一个很大的场合，很多人，然后大家都不认识他，可能能把这事儿说得更明白。后来就想到之前那两部短片，每次导演（宁浩）都会说一下他的好朋友艺谋导演，就想了这个情节。
喜剧是我们看待生活的一种方式
《新周刊》：此前，宁浩导演执导了一些“大情节电影”，而这部《爆款好人》是呈现普通人的喜怒哀乐，就连主角张北京也是小人物，您认为，执导大情节电影与《爆款好人》哪个更难一点？面对普通人细碎的生活场景与细节，在电影中如何取舍？
宁浩：所谓的“大情节”，我猜你的意思是比较激烈的类型感更强的电影是吧？那一类电影其实主要是戏剧性的大开大合，以及情节的强刺激。那就相当于吃麻辣烫、吃火锅，分量很足。而（《爆款好人》）这类内敛的电影就像做淮扬菜，你得先退回到食材，选出来的食材要很精细地去调它的口味，然后不露声色地把菜品弄好。我个人觉得两者都不容易，就像要打好八极拳不容易，打好太极拳也不容易。
（图/《爆款好人》）
我甚至觉得这种比较内敛的片子会更难一点。因为要抓到那个小东西当中的曲折和品位。但这种故事也仍然非常精彩，也很有味道。有时候这样的故事也能留给我们特别深刻的印象。
《新周刊》：请聊聊京派喜剧，它的精髓和核心是什么？具体到《爆款好人》，是如何通过演员的演绎进行呈现的，尤其是“铁三角（张北京、奎哥、杨老师）”，以及影片中的语言如何对京派喜剧进行效果加持的（比如，张北京说“我开的不算是机动车，她也不算是地球人……”）？
宁浩：李逵勇和杨老师他们跟张北京，都是在老北京胡同里生活的人。其实在很多地方也是，在传统生活当中的人，一个特征就是身边有一帮一伙的哥们，几个人在一块混着，感情更紧密一点。就是那天徐磊说的，他说（北京）二环里头是一种生活，三环以外是另外一种生活，三环以外就是谁也不认识了，都住楼里了。二环里头就是还连在一起，跟哥们朋友在一块儿。到互联网上，那就更谁也不认识谁了。
（图/《爆款好人》）
说这些是想说啥呢？这是一种最传统的生活状态，天天在一起，以友情亲情为主的生活状态。而不是现在网络上那些想说什么说什么，想怼谁就怼谁的生活状态。我们最终是不是还能坚持做一个好人，也可以说这就变成了我们这个片子的主题。我们想让大家看到，张北京原本在生活里就是很重感情的人，在这个时代这是很珍贵的一种情感。你说它远吗？它并不遥远。我觉得在每一个城市，比方说我是我太原人，回到那里，还是哥几个天天混一块儿。
徐磊：我觉得，京派喜剧比较有姿势。第一，非常重视语言。语言的幽默性，就是你来我往斗嘴啊茬架，这个比较突出。另外，北京的语言风格，它比较注重比喻那种修辞。所以北京人的文化当中，语言文化是一个很突出的文化。当然我觉得这也是因为以前住胡同导致的吧。胡同的密度很大，大家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，必须得拿语言来化解尴尬。但住在楼房里就都用不着了，我感觉这个功能在逐渐退化。另外还有一个感受，我觉得它是静态的喜剧，比较注重体面。就是说我即使是调侃也有尺度。比方说我必须不带脏字儿。因为它还是皇城文化，自古以来就是首都，有一种官样文化的背景。它还是要有一种相对体面的优雅，要照顾到所有的场面。
（图/《爆款好人》）
《新周刊》：如何理解喜剧？喜剧应当是什么？这个年代，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喜剧？
宁浩：喜剧不是一种形式，它是各种各样的。我觉得，就现在这个市场来说，虽说有不同类型的喜剧，好像还是不能满足观众需求。观众还是需要生活中有更多欢乐。比如，脱口秀现在依旧非常火，大家还是喜闻乐见的。所以，现在在不同领域以不同形式逐渐丰富着喜剧的内容。我相信，每一种喜剧都有它存在的空间。
徐磊：喜剧是我们看待生活的一种方式，喜剧是有力量的。别管我生活中碰上什么难事，只要我还能开一个玩笑，那我就还没有被打败。其实，在没拍片子之前，我不知道自己会成为一个喜剧片导演，我还以为自己会成为一个深沉的导演，结果片子拍出来，是个喜剧。虽然有点意外，但现在我也接受了这个设定。这可能就是我看世界的角度。
校对：遇见；运营：鹿子芮；排版：夏菁菁
